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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衡:为文不酸、为人不弯,才是真文人

2019-08-26 点击:648

  秋之白华昨天我要分享

  梁衡崇敬范仲淹,范仲淹崇敬严子陵。范仲淹曾这样赞美严子陵: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

  我也借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当代著名新闻人梁衡的崇敬,他受之无愧。无论是人格魅力、还是学识才华、还是忧国忧民的情怀,他都是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之一。

  

  我最早知道梁衡,是在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。说明文单元中《晋祠》一文的介绍是:“本文选自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梁衡男,1946年出生,《光明日报》记者”。

  《晋祠》里有很多优美的句子,比如:春日,黄花满山,径幽而香远;秋来,草木郁郁,天高而水清,谁能想到这是一篇说明文的文字。正如老作家冯牧先生所说:《晋祠》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,是当之无愧的,无论从思想内容、审美观点及遣词造句上所认真下的功夫都是无可挑剔的,无愧于“教科书水平”。

  而二十多年后,我又在《新华文摘》上读到梁衡的《觅渡,觅渡,渡何处》,一口气读完,独坐久久,只有震撼!这哪是一篇普通的人物散文?这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心灵交流!他对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一生的总结与评价,穿越时空,回肠荡气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后来对梁衡说:“你是我父亲的知音。”

  

  鲁迅先生曾书赠好友瞿秋白一幅对联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。鲁迅是瞿秋白生前的知己,而梁衡,以孤篇压全唐般的《觅渡》,成为瞿秋白死后的知己。

  《觅渡》后来被刻在江苏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。若没有与优秀灵魂同等的高度,怎能与优秀的人做知音?梁衡写秋白,就如汉代司马迁写战国的屈原:“同死生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”都是同样优秀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展开的心灵对话。

  由于同在新闻界,后来我有缘结识梁衡。借用他在《觅渡》中写瞿秋白的话,我形容梁衡:“他既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,令人崇敬,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,风鸣林吼,奇绝险峻,他的思想纵横交错、他的人格又坦荡如白纸,他是真豪杰。”

  但梁衡的人生之路,并非一帆风顺,大的挫折,有好几次:中学时代热爱文学,17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,却被分到档案系;正要沉下心来干专业,1968年大学毕业时,却又逢“文革”,他被分配到内蒙古偏远小县临河当农民,防汛护堤、放马。

  从农民,他慢慢做到县里的宣传干事、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、《光明日报》驻山西记者。

  梁衡从25岁开始两度当记者,先在内蒙古日报,中间在山西省委工作四年,后又为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,一直干到41岁。这两次记者生涯,都是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层,却写出不少好新闻。

  他说,初当记者时,总有一种新鲜感和自豪感,仿佛周围的人物、事件都由我的笔尖来调遣,但再当下去,就渐渐觉得相反,是这些人物、事件在牵着他的笔尖。有些人他不写出来就寝食不安。

  他说:“有些事我写着写着心就发抖。几乎凡是我写过的正面人物都成了我的朋友,是他们教育了我,帮助了我,成就了我。我觉得自己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由天真变得实在,由浮躁变得深沉。”

  

  我曾当面请教梁衡:您的新闻生涯如此精彩,有什么秘诀?

  他说:写稿要“三点一线”。上面在抓什么、下面老百姓在想什么,你这个记者发现了什么,这三点能成一线,稿子就百发百中了。这里要有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,还要接地气。记者不能不受法律约束,不能由着性子写;也不能一味跟风,没有自己的思想。

  梁衡在山西做记者时,一篇三百来字的新闻:《路旁就是储蓄所 一步一辆自行车某县公路林储材百万方价值两个亿》,竟然获得“全国林业好新闻奖”。

  这很大原因是标题做得好,跳出了例行公事写报道。为什么标题做得好?是因为他把心融进来,首先想到的是这些树木为老百姓、为当地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好处,提笔未成文,自己先激动了。

  哪个评委不赞赏这样的记者、不给这样的文章投票呢?

  1982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《晋祠》,也是他在山西做记者时,当年为《光明日报》副刊写的一篇文章。

  

  但梁衡事业之路又遇到更大的挫折:上世纪八十年代梁衡40岁左右时,中央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,他从山西入选中组部的全国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,一封八分钱邮票的匿名告状信将他拉下。等事情慢慢查清、还了他清白,但第三梯队的名单里已没有他了。

  人生路上,梁衡一次次掉进井底,又一次次自己抓着井绳爬了上来。他写诗自勉:

  宠而不惊,弃而不伤。

  丈夫立世,独对八荒。

  天生我才,才当发光。

  不附不屈,慨当以慷。

  他说:一生绝对顺利的人,等于他没有在世上活过一回。因为除了享受,随波逐流,他没有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,留下什么。

  第三梯队名单里没有了他,他从中央党校拖着一箱书重回山西当记者。在等待调查结果的这两年时间里,他埋头读书、写书完成了近40万字的章回体科普小说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。近三十年来,这本再版了30次,不知救了多少怕数理化的孩子。

  怎么才能当一个不平庸的好记者呢?梁衡说:是记者就要是学者。学问能拉开记者的档次。一个记者,当他只是一名“记者”时,他就只能是一个“传声筒”。

  而一个学者型的记者,不只是传递消息,而是研究问题,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广度。中年之后当他要改行,他要起飞,学问便是他飞行的空气。

  中年之后的梁衡,从《光明日报》山西记者站调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工作,先后担任报刊司司长和副署长,从一线新闻人“改行”为全国新闻报刊行业的管理者。尽管身在官位,他却不说官话空话,不说正确的废话,他忧心为政,真情为文,一生不改赤子性情。

  

  正如他在散文《佩莱斯王宫记》一文中说:“权力再大,也将随生命而止。可是当他趁有权之时,选择做一点国家民族永远记住的事,这权力便转变成了永久的荣誉。“

  担任副署长时,有一年,署里筹了六大卡车冬衣,梁衡带队送往贫困地区。12月寒风起,这贫困地区的地方官进京来看他,他问起冬衣的事,这官员说:冬衣还放在仓库里,等着春节“送温暖”。

  他大怒,不顾“高官形象”,也不管自己与对方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,指着这地方官的鼻子骂:“你怎么知道自己早早穿上棉衣,先把自己的身子温暖了呢?!”地方官哑口无言。

  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,有出版社到他办公室,送来一本装帧极其精美的大书请他“指正”,有半个茶几大小(事后称重,24斤)。本以为能讨得这位出版管理部门高官的欢心,梁衡却大怒:花这么多钱、搞得这么豪华,浪费纸张要砍掉多少棵树!

  他身在官位,却不说官话空话,不说正确的废话,他忧心为政,真情为文,一生不改赤子性情。

  有人善意提醒他:梁总您可稍微修正点,以你的才干和学识,何止只是个副部级?他改不了。

  2003年以前,中央夏季在北戴河办公。他认为不妥:北京与河北两地奔波,牵动各方,劳民伤财。遂向上当面反映,又上《北戴河不办公书》。那之后,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,改为休假。这篇文章,被收进他的《新闻四部曲》之《总编手记》一书。

  

  梁衡自己做官,是爱权吗?是爱做官带来的人生成就感吗?是为了锦衣玉食、光宗耀祖吗?

  2015年北京举行“九三”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。不少人都想尽一切办法弄一张天安门观礼台的入场券,这是人之常情,很正常。梁衡作为退休的部级官员,不用自己费力去“弄”,自动享有这种“优待”,但他没要。

  事后我问他:“为什么不去呢?”他说:“上午十点钟阅兵,我凌晨三点就要出门、提前三四个小时就要到广场等候、集合,来回折腾一整天,何必呢。我在我自己家看电视转播,不是更清楚、更舒服吗?”

  梁衡曾在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中这样写居里夫人:“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,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,她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当玩具。上帝给的美貌她都不为所累,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?”

  而梁衡自己,又何尝不是这样?

  2000年,梁衡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岗位升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

  做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,甘苦自知。他曾有一首词写在值夜班的日子

  遥夜如水孤灯照

  窗外星光,桌上电脑

  夜班昨夕又今宵

  钟摆漫摇,键盘轻敲

  闲拍电话等电稿

  车声迢递,东方破晓

  长夜最是把人熬

  白了青丝,黑了眼梢

  《一剪梅报纸夜班》

  做副总编辑,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签完大样才能下班,而白天又常有会议或活动,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是常态。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也曾说过:“我在这个吃苦受累的岗位上,苦熬了7899个日日夜夜。”梁衡与南振中用的竟然都是同一个词:熬、苦熬。

  梁衡熬身体,熬意志、熬思想。但就在这种“煎熬”中,熬炼出许多好文章。身在新闻界高位,他依然做淘金的苦力。

  在年复一年的苦活中,他淘出一座座精神的金矿:他的笔下既有也有普通女教师、护山老者、养猪人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小人物,也有瞿秋白、张闻天、辛弃疾、李清照、居里夫人这些古今中外的名人大家。

  他从早期的山水散文,到人物散文、再到政治大散文、时评杂文,创作高峰接着一个高峰。

  他的诸多文章,让政治有了美感,让观点有了灵魂。他说:“为文不酸,为人不弯,才是真文人。”

  

  从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后,梁衡又写了政论新书《官德》、《文风四谈》、《干部修养谈》、《为官深思录》等,同样是丹心铸就的精品。他有一首诗谈为官与写作:

  文章千古事,纱帽一时新,

  君看青史上,官身有几人。

  他自己的头衔很多,官职且不说,业余头衔每一个拿出来,都是响当当

  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记协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、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.....

  但他自己却不喜欢拿头衔说事。他写过一篇杂文:《享受岂能是头衔?》,隔三差五就被人们改成《罕见省部级高官不吐不快》等题目,改头换面一遍遍在网上传。

  退休后的梁衡又用6年时间写了本书: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选材标准一向苛刻的商务印书馆,2018年出版了这本书。

  他的一生,都在求创新。一个文科生写出一本《数理化演义》,一个记者写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这样的林业专题散文,最近又被邀请到几个林业大学去讲《人文森林学》。

  为写这些树,梁衡踏遍青山。

  青山在,人已老,当年英姿勃发、风华正茂的梁衡已是满头银发,但是只要谈到树,谈到他所创立的人文森林学,依然是烂漫赤子之情溢于外。

  梁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过一位81岁的老人,老人备好棺材、进山栽树。他为老人写下通讯《青山不老》,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,被收入小学六年级课文已近二十年,成为经典。梁衡在文中说:“一个人将生命融入一种事业,也就无所谓生死了。“

  

  季羡林先生生前这样评价梁衡:梁衡属于“经营派“,而且他的“经营派”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,都非同寻常。梁衡是一个肯动脑、很刻苦、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。他到我这里来聊天,无论变历史,谈现实,最后都离不开国家、民族的忧心。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,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。

  梁衡说:在“命运”这个大算盘上,人只是一颗算珠,自己无法掌控;但在“生命”这架小算盘上,人就是自己的主人。

  他用一生,做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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